文/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秦朔
歷史的進步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個過程。今天中國企業家當然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歷史地看，他們已經進步了很多，超越了很多，要相信他們會做得更好。信任比懷疑更重要，激勵比控制更重要，建設比批判更重要。
40年前的這個時候，在北京舉行了一次長達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人們暢所欲言，敢講心裡話，講實在話，為多年所少見。
12月13日的閉幕式，鄧小平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12月18日到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是整个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也是中國的企業家精神復活與迸發的起點。
40年後，中國企業家群體面臨着新出發。經歷了2018年的風雨，前方早已不是輕歌曼舞的浪漫曲，而充滿了雄關漫道真如鐵的挑戰。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我們祈望2019是一個安好之年，但更要做好韌的準備。
時代變遷的關鍵點：從快到好
無論是1978-2018的40年，還是2019-2049的30年，中國經濟最強大的動力都來自於企業家精神。但如果將過去40年作為上半場，未來30年作為下半場，企業家精神還是會有一些深刻的差別。
在上半場，中國的企業家精神是廣泛的，旺盛的，其主體部分是奮鬥精神與創新精神。昨天我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第五屆中國工業大獎發布會，最受觸動的是好幾個獲獎者演講中都說，當初向外資先進公司學習，常常被奚落，“就是讓你們抄，你們也抄不會”，但今天，一些高高在上的外企已經退出了市場，而中國企業成為行業的引領者。有奮鬥圖強、矢志不移的精神，沒有什麼難關中國企業家過不去。
與此同時，也必須承認，中國的企業家精神常常也是傾斜的，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畸形的。其主要表現是貪大圖快，對財富機會的追逐遠遠強於對價值創新的追求，於是或因過於激進被撐死了，或因投機不成被套死了，或因官商勾結被玩死了。
這不能只歸因於某些企業家的素質問題，而是那個GDP崇拜時代的必然結果，也就是更看重增速與規模，而不是投資資本收益率、現金流、好品質等價值指標。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說，企業家們總是解釋，在中國企業規模更重要，向銀行申請貸款，向政府申請稅收優惠條件、土地使用權和營業許可證時，看的就是企業的經營規模，比如資產規模有多大，員工總數有多少。中國做企業離不開政府支持，大企業能給當地帶來更多就業和稅收，所以政府更照顧。
為把規模做大，企業就要不斷融資。一位激進的企業家對劉院長說：“你現在有五口鍋、三個蓋子，顯然蓋子不夠，手忙腳亂；如果增加一口鍋和一個蓋子，那你就有六口鍋、四個蓋子，就沒那麼被動了；如果再增加一口鍋和一個蓋子，有了七口鍋、五個蓋子，基本上就能應付裕如，而且這個時候規模也上去了。追求規模不一定是初衷，可能只是迫不得已的結果。”
在上半場，這種貪大圖快的模式的確很奏效，膽子大賺錢就多，大到能綁架銀行和政府最好，因為怎麼也死不了。但下半場很難再行得通，因為大部分行業的總需求無法像過去那樣擴張了，能增加的鍋越來越少。同時，政府不願也沒有能力再大水漫灌，找蓋子也越來越難。“用負債驅動資產”不好玩了，因為全社會的負債水平遇到了瓶頸，再向上加的空間很有限。
如果說上半場是快時代、大時代，下半場則是好時代、強時代。中國的市場潛力沒問題，如果有創新眼光和創新做法，還將有很多快與大的奇迹，但前提是質量要好，競爭力要強。否則，就像中國股市，失望總比希望多，本質是因為優質公司比例太低。
1998年至2017年，中國A股市場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資資本收益率（ROIC）為3%到4%，而美國上市公司過去100年的水平是10%。
在上半場，中國的企業家精神主要體現在民企身上。這不是說國企領導人不具備企業家精神和企業家才能，而是說，在先天性激勵不足和各種條條框框約束下，他們的潛質沒有得到應有發揮。在下半場，對國企來說，如何消解企業家精神的體制性缺陷，亟待破局。
談到國企缺陷，想到不久前在微信群中，一個朋友講了他親戚所在企業的故事。
“一個國有控股的混合制企業已停（休）業多年，但還有一批進貨價值約1000萬元的玩具存放在庫房。這批滯銷玩具早已過時，有些已經變質，實際的市場價值就100萬元左右，但每年倉庫房租和倉庫人員費用要花50萬元左右。所以，民營股東主張按市場價格賣掉這批存貨，既可收回100萬元現金，而且今後不再花保管費用；但國有控股股東死活不同意，因為一旦處理，當期就顯虧900萬元，考核就可能過不了關。如果不處理，每年最多只有50萬元保管費用支出，所以他們不願在自己任期內為以前的錯誤買單。更荒唐的是，民營股東提出將自己所屬的那部分存貨送給國有股東（這樣國有資產從賬面上還增值了），然後按原值將存貨從企業剝離給國有股東，之後任其怎麼處置都與企業沒關係了，企業儘管損失了100萬元權益，但每年可減少50萬元經營性現金支出，兩年就回來了。但是，國有控股方還是堅決拒絕，堅持每年花50萬元去存放實際價值100萬元的貨。”
如果說民企的企業家精神，傾斜了還可糾偏，類似這樣的國企思維，則和企業家精神永遠無緣。
企業家環境的關鍵點：從變到安
中國經濟的下半場是創新驅動的下半場，是從汗水經濟到智慧經濟，從軀幹國家到頭腦國家。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默多年前建立了內生經濟增長模型，提出四要素增長理論，即在資本和勞動外，把人力資本（以受教育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專利來衡量）作為增長的內生要素。中國下半場的轉型升級能否成功，就在於能不能產生出大量的新思想、新創意、新知識、新發明、新技能、新工藝等，將其注入經濟中，提升效率和價值。
而要激發創造動力和創新活力，企業家的外部環境，必須從多變走向安定。
11月1日的民企座談會提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這一大方向是非常明確和令人鼓舞的。
回頭看，從“非公經濟36條”（2005）到“新36條”（2010），到“鼓勵社會投資39條”（2014）、“促進民間投資26條”（2016）、“激發民間有效投資活力10條”（2017），等等，對民企的支持性政策不可謂不多。但總是“終點又回到起點”，實際落實打了很多折扣，或者是政策之間相互打架，或者是剛剛建立起信心，又被某些部門的隨意政策調整弄沒了。比如當年“非公經濟36條”提出，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但一段時間后發現，當時全社會80個行業，允許外資進入的有62個，而允許民資的只有41個。所以又推出了“新36條”。2015年《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有很多鼓勵引入非國有資本參与國企改革的要求，但現實中，政府採購刻意避開民企的大量存在，掛靠央企和地方國資的民企反而越來越多，因為涉及政府採購與政府補貼的規模越來越大，不掛靠就接不到生意。央企國企本來應該做專做精，但通過被掛靠，經營範圍反而越來越廣，而且對不掛靠的企業形成不公平的“擠出”。
如何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夾生飯”問題，在下半場再次激發起企業家的創造動力？最近，不少專家學者提出要從更深層次上解放思想，順應民心，在經濟制度和生產關係方面進一步向前探索。
曾任全國工商聯研究室主任、參与起草過“非公經濟36條”的陳永傑最近在接受財新記者訪問時說，從中長期看，若以“11.1講話”為起點、為指導，在政治道德、法律與政策上，應完全平等看待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私有與公有財產同樣不可侵犯，國有經濟、民營經濟與外資經濟無有貴賤、優劣、高下之分；在行政執法與司法實踐上，對民營企業家與國有企業負責人真正一視同仁；在面對垄斷上，凡是有違市場經濟發展規律、有違市場平等競爭原則的一切行政垄斷與市場垄斷的政策與行政行為，都要禁止。
經濟學家華生說，“如果籠統地說公有制是黨執政的經濟基礎，那麼，公有制越擴大、非公有制越縮小乃至消滅，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就越鞏固、越雄厚。那改革開放前單一公有制時我們的經濟基礎最牢固，而改革開放40年後的今天反而空前虛弱了，這當然是很荒謬的”。今天，“其實並不需要對民營企業的特殊扶持和傾斜，而是需要一個競爭中性、不貼政治和所有制標籤的營商環境”，依照明確可依、一視同仁的法治規則管理市場。
華生認為，當前，經濟領域的法治問題主要有三個。一是高標準立法，普遍性違法，選擇性執法；二是所謂窗口指導，出台了許多不成文的窗口指導即行政干預，讓人們無所適從，但面對強勢管理者，又敢怒而不敢言。一些部門說準備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但人們不知道過去的干預都是依據什麼、從哪裡來的，也不知道他們說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預是哪些，必要的又準備保留哪些，以後還會隨時有什麼新名堂；三是大部分立法工作，人大都是委託政府部門去做，立出來的法當然都是方便政府部門的，而不是從市場主體和社會公眾角度考慮，實行起來政府機關怎麼做都是他們的理。
法學家江平說，2007年頒布的《物權法》，最初草案寫的是保護私人財產，但最後通過的在財產前面加了“合法”二字。“這暗示說，私人財產里一部分是合法的，還有一部分是非法的，合法的保護，非法不保護，埋了一個伏筆。”“在民法中，財產只要在我的佔有之下，就推定為是合法的，不能說我證明不了的就不是我的，或者我既然證明不了，就歸國家了。民法這麼做有利於社會秩序的穩定，因為每個財產都應有主。”他還指出，劃清民營企業家合法財產和非法財產、家庭財產和私人財產、公司的財產和私人的財產的界限至關重要，在處置時可以把私人在公司中的股權來拍賣，或者用其他方法來變賣，但不能把公司查封了，把公司的賬戶也查封了，把公司一切東西都扣了，這是非常嚴重的侵犯民營企業家權利的現象。
南開大學法學院朱桐輝提出，讓我國經濟社會具備高抗擾能力，快速穩健、良好有序地發展，離不開讓企業和公民“有恆產、有恆心”，離不開“有權利、有法治”，更離不開“穩定預期”“刑罪法定、疑罪從無”。
顯然，當改革開放40年，社會財富已經積累到相當程度，企業家對未來的確定性要求更高了，而且他們會在國際視野中進行比較。在中國富豪排行榜上，不少企業家都持有外國護照，或者已是外國公民。雖然這是一個在全球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有稅務安排因素，有全球化經營便利因素，某些國家對某些產業的進入有身份要求），而像印度等國的企業家移民比例比中國更高，但是，如果我們在過去十幾年真的對企業家將心比心，當成自己人，把出台的政策做到位，落實好，這種情況肯定不會像現在這麼明顯。
今天我們不能再簡單地認為，只要出政策就會有信心。在下半場，沒有真正的法治，真正的平等和公正，企業家的內在信心會不斷流失。內在信心沒有了，內生動力從何而來？
“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法治化、市場化的決定，是中國百年振興的綱領。”任正非此言，說出了企業家的心聲。
呼喚韌性與和解
我祈願2019年是一個安好之年。環境安心，發展向好。
但我也清楚地知道，很不容易。改革不容易，增長模式轉變也不容易。都不是新問題。是老問題總是得不到有效解決，累積成更大的問題，看起來像是新的。
因為不易，還因為國際環境的複雜壓力，中國企業家在未來幾年需要一份特別的韌性。我很喜歡桑巴特（Sombart）的一句話，“對於那些能成為企業家的人而言，在本質上必須有一點要求，必有一點東西使其離開火爐邊席上的舒適安逸去遭遇磨難，必有強健的筋骨，強健的腦筋。”
今天中國經濟的一個難點還在於，一方面我們需要創新，需要試錯，需要敏捷反應，需要靈活調整，因此就需要更多的社會信任，需要更多地下放權力，需要有更多的市場自主性和企業自主權；但另一面，一種管控在先、監管優先的問責氛圍越來越濃郁，越來越微觀化、細節化、追溯化，層層疊疊，影響面越來越寬。客觀來說，加強管控，對校正以前的某些野蠻生長是有意義的，但如果走向普遍的不信任，或者陷入極苛狀態，就會誤判中國企業家的基本面，造成心理上的恐慌焦灼，從而影響社會創造力的釋放。
這種狀態絕不是良性的、理想的狀態。今天中國經濟體量很大，再增長一個百分點本身就有難度，邊際增長效應是弱化和下降的。這時，最重要的是舒緩人們的壓力感，更放鬆，更輕鬆，更有安全感，如此才能激發靈感和活力。假如不是這樣，而是監管和控制壓力不斷加劇，好像誰都有問題，那無異於南轅北轍。而且就算能彌補掉一些跑冒滴漏，但挫傷了廣大的积極性，等於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我們需要良序下的市場經濟，但更應該真實地面對自己，面對人性，而且意識到歷史的進步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個過程。今天中國企業家當然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歷史地看，他們已經進步了很多，超越了很多，要相信他們會做得更好。信任比懷疑更重要，激勵比控制更重要，建設比批判更重要。應該讓所有的勞動者、建設者，更多面向未來投入創造，而不是陷溺在錙銖必較的舊賬里，陷在懷疑與自我懷疑的恐慌中。皮筋拉過極限，就會斷掉。要學習放風箏，雖然也有一根線牽着，但放風箏的基本邏輯是越收飛的越低，越放飛的越高。
我們可能需要一次巨大的和解，更多地肯定自己，肯定市場、民間與社會的力量，拋棄很多不必要的壓力和包袱，輕裝上陣，邁向未來。
昨天的天安門廣場，天很高很藍，雖然冷風冽冽，但心裏沒有一點壓抑，呼吸着冷風反而讓人清醒。我突然明白，一個清晰可見的方向，一個明明白白的環境，對於人心是多麼重要。
安，好，韌，和，這是我想到的中國經濟的一些關鍵字。希望2019安好，希望2019柔韌，希望2019更加和諧。
再浩瀚的海，也會有岸。2019新出發，中國經濟的下半場，應該是讓億萬人民充滿生機活力的新的創造歷程。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